钱塘江大桥位于浙江杭州著名风景点六和塔附近，参见图1。它是我国历史上由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公路铁路两用大桥。它的建成不仅方便了钱塘江两岸的交通，更重要的是它贯通了沪杭铁路和浙赣铁路，贯通了从北京至南京、上海、杭州，以至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的交通。 　　茅以升先生（1896~1989），江苏镇江人，他本名茅以昇，因上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而被简成茅以升（见图2）。 　　茅以升早年就读于唐山工业专门学堂（后称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即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1916年毕业后考取清华学堂官费留学美国，先后获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学硕士（桥梁专业）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荣获优秀研究生论文金质奖章；其间曾在美国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

　　茅以升于1919年底回国后，曾先后在唐山母校及南京东南大学、河海大学等校任教，并在江苏水利部门任职。1932年正当他执教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时，时任浙江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后任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去信邀请他南下至杭州兴建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出于对造桥的热爱，欣然辞去教职，只身到杭州，被委以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之职，全面负责大桥设计施工事宜。

　　茅以升到任后，除了罗致人才，组建工作班子外，第一件大事是要尽快提出大桥的设计方案。经过一年多的周密勘察、比较研究、设计计算，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提出了一个主跨为16×67m等跨钢桁梁、全长1453m的双层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方案。经过铁道部、浙江省政府及有关各方专家反复评审，认为茅以升的方案，选址恰当，造型壮观，结构先进，布局合理。与之前有美藉专家所提的将公路铁路和人行道置于一个层面的方案相比显然更为可取，而且工程造价比美籍专家的方案降低30%。茅以升的方案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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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桥场地的工程水文地质条件，大桥桥墩基础设计采用15个17.4m×11.1m×6m高的钢制沉箱，其中有6个桥墩的沉箱直接沉至水下基底岩层，9个墩位先打30m长的木桩，共计1440根，每个墩平均160根桩，沉箱置于桩基顶部。

　　接着开始施工，茅以升遇到了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是桩打不下去，第二个难题是如何把数百吨重的沉箱从岸边运到江面又如何准确定位的问题。采用常规方法试打桩时，每天只能打下一根木桩。茅以升采用了“射水法”，每天打下30根桩。由于钱塘江浪高水急，沉箱试下水时有一个沉箱在几十天内先后数次被冲至上游的之江大学及下游的闸口电厂。茅以升设计了利用涨潮和落潮的规律把握关键时间节点，并采用气压沉箱法把沉箱稳稳放置在了木桩顶上或基岩面上。这些方法都是面对险恶的江水而不惧，却为茅以升巧妙利用的良策。基础施工完成后他对桥墩及钢桁梁安装等几道工序又采取了多种新技术和合理的施工组织措施。

　　钱塘江大桥自1934年8月初动工，至1937年9月初竣工，历时37个月。1937年9月26日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通车典礼，铁路单线先行通车。公路线后于11月16日通车。见图3和图4。
　　钱塘江大桥的建成打破了钱塘江上潮汐凶险，决不可能造桥的迷信，也打破了外国人所谓中国人不能造桥的妄言。但此时芦沟桥事变及淞沪抗战相继爆发，日寇正长驱直入侵犯我中华大地，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上海陷落而告终，日寇的铁蹄已接近浙北，杭州危在旦夕。

　　由于制高点形势不利，1937年11月中，茅以升接到国府高层密电：如杭州不保就炸毁钱塘江大桥，以阻止日寇继续向南侵犯。12月23日下午，茅以升接到炸桥的最后命令。他通过下属广播劝导桥上数万人群迅速向南撤离，并堵住北岸人群不再上桥。至5时整清场完毕他按动了炸桥的按钮。顿时轰隆隆的巨响似天崩地裂，地动山摇，大桥南端被炸断。此时距大桥通车之日仅89天。茅以升满腔悲愤，痛苦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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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在大桥施工后期，日寇侵略我国之罪恶企图日益暴露，茅以升早有计划安排在大桥南2号桥墩预留了一个安装炸药的方洞，并布置引线最终牵至桥南密室。

　　当晚他伏案写下了“桥虽被炸，然抗战必胜，此桥必获重修”之誓言。

　　建桥大师亲自把刚造好的新大桥亲手炸毁，查阅古今中外历史，绝无他人。

　　次日，即1937年12月24日，日寇从钱塘江大桥西北侧之江大学校区侵入，杭州沦陷。图5是日寇士兵在六和塔下遥望已被炸毁的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造桥和炸桥壮举使他深受人民群众的尊敬爱戴。

　　1942年他升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桥梁处处长，并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1943年他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

　　抗日战争胜利后，茅以升依其夙愿受命修复钱塘江大桥，大桥于1948年3月修复通车。1948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起茅以升任铁道部技术研究所所长，后改称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任院长长达30年。

　　1955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为终身荣誉职务。他还组建了北京市和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率团参加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学术大会，并被批准参加国际协会，成为团体会员。

　　1955年由苏联专家设计的武汉长江大桥动工兴建，茅以升经国务院任命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担当了跨越长江的第一座大桥的设计技术指导和决策工作。

　　1982年，茅以升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改革开放后，钱塘江上已建起了10座大桥和两条大直径越江隧道。钱塘江大桥按顺序改称钱江一桥，但在人民群众的心理习惯上仍敬称为钱塘江大桥。钱塘江以南地区已建设成为杭州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两岸融为一体。杭州已由“西湖时代”进入了“钱塘江时代”。参见图6。
　　如今通过钱塘江的铁路线路已由过去的一条增加到七条，铁路行车时速最高可达200km/hr。

　　1999年12月，大桥北岸的纪念馆建成开放。其中收藏陈列了茅以升的有关著作手稿40多件，使用过的办公和生活用品数十件。

　　茅以升的铜象矗立在大桥北堍，人们永远怀念这位中国的杰出的桥梁大师。见图7。 　　2006年6月25日，钱塘江大桥经国各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值得在此记载的是，笔者年轻时与茅以升先生的第一次接触。那是1947年5月，母校国立交通大学建校50周年举行庆典期间，茅以升先生作为校友和贵宾应邀前来参加并发表演讲，这是因交大具有把上海交大、唐山交大和北京交大视为一体的传统，如今则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和台湾新竹交大五校视为一体并联合成立校友总会。笔者当时是大二学生，作为学生自治会的系科代表参加了接待，借此机会在陪同茅老从恭绰馆（今称工程馆）走向哲生馆（今称科学馆）大门前的一段路上，怀着敬仰之情意双手向前辈捧上纪念册，承蒙他欣然命笔题词。此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又有巧合者，笔者于1950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被分配至浙江省人民政府工矿厅所属浙江建筑公司工作，恰逢该公司所在地正是茅以升先生当年主持工作的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在杭州市区的办公处所。因大桥竣工后，茅以升仍挂职至1948年，且桥工处机构直至杭州解放似撤未撤，有些器物尚在原址。笔者当时还见到了从桥工处留下来在浙江建筑公司工作的一位会计师，并与其有一段不长的共事时间，不免谈及了桥工处和茅以升先生的一些往事。

　　该处面临西湖，是一处小别墅，有假山小桥和流水，当时称为“小方壶”。当年门牌是湖滨路91号。笔者曾在此工作至1958年。该地块后被出售给新加坡房地产商，后建成了现今的“凯悦大酒店”。

　　茅以升先生当年在杭州工作时租住的住宅，在西湖著名风景点柳浪闻莺入口处对面的一条小巷内，现今门牌是南山路206号，当年称荷花池头31号，见图8。那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面向西湖，在二楼阳台上可远眺湖山风光。当年茅以升先生和他多病的夫人戴传蕙及儿女住在这里。据说茅夫人在钱塘江大桥建成时，病情有所好转，但桥被炸后病又复发。当年此处庭院幽深，如今已外露在路边，门前常有茶摊。有待文保单位的关注。 　　往事并非如烟，敬爱的茅以升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