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理想遭遇现实尴尬

对于汹涌而来的“土豪金”之说，人民日报新大楼设计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琦表示，他已经习惯这种调侃和攻击了。“法国也有人在谈论这个话题，不过他们认为即使加入性图腾也没什么。但是，我做建筑设计时，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这只是特殊施工阶段的巧合。”

据了解，其实眼下的这个“土豪金”是大楼还没穿上衣服时的颜色，是由铝合金和岩棉构成的保温防雨层的颜色。最终竣工后的人民日报新大楼将是银白色的外层。

“其实这些所谓争议建筑，公众对于其设计本意其实并无太多领悟。”现任职于一家国际知名地产企业的建筑工程师尤旭升评价道。

尤旭升和几位好友之前所供职的一些设计院曾直接参与了鸟巢、水立方、央视新址大楼等项目的建筑设计工作，而这些也恰是一度引起争议的重要地标建筑。尤透露说，央视新址大楼在设计之初，是意在用悬挑（建筑专业术语，指建筑物以下无支撑物）来使得整座楼从一个面看是字母C，从另一个面看仍是字母C。“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看来，这样奇形怪状的东西是危险的，安全性要打个问号，觉得坐在里面办公肯定不舒服。”

“功能方面的合理性是建筑本身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往往又是跟升华的意识、文化的东西不完全匹配的，本身也是充满矛盾的。”在知名外资地产企业任职的资深工程师胡世雄对《华夏时报》表示，其实在很多业内的建筑师看来，央视新址大楼设计师库哈斯的这种空间解构也是神来之笔。

在尤旭升看来，建筑是一个重于挑战的行当，建筑师都是喜欢挑战的。一个中规中矩的房子很难体现建筑师的理念和追求。因此，不断地在造型、立面、高度等方面去挑战极限，成为行业的一个共性，还可由此带动包括土木、结构等整个建筑大行业的工作刺激感和成就感，“每当跨完一步，大家就总想再往前走一点”。比如北京CBD区域的SOHO建筑风格被许多白领推崇，至今很多摄影机都很愿意在这里捕捉感觉。但早几年前，许多人就开始批评SOHO太过实用主义，那些透明的方盒子并不具有美感。于是，国内开始在高度上做文章，各地陆续出现超高建筑，期望用高度来突破建筑美。

当然，设计师的理想化与建筑日后的现实命运也常会有出入。比如水立方的膜，在设计和初建成时是非常漂亮的，但无奈之后的天气污染等因素，影响了美观。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民众对于一些公共建筑的批评和调侃，多少还有些对于建造、维护的高成本和大肆宣扬的不满。中国的公共建筑似乎陷入一个怪圈，动辄就与国际比肩。央视新址大楼建造时就称将成为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办公楼；上海环球国际金融中心将建“世界第二高楼”的话音还未落，总高为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就在旁边动工了，取代了其位置。

建筑里的时代价值取向

“以非主流形态出现的公共建筑，往往都会在当地与当下文明发生碰撞，全世界都如此。”胡世雄告诉记者，所有的碰撞最终无外乎是两个走向：融合与无法融合。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贝聿铭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当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人得知贝聿铭将用一种地下的设计亵渎拿破仑广场时，“抨击贝聿铭”顿时成了一场热烈的运动。但经过时间的积淀，最终双方以宽怀达成了一致，这个当时被称为“一颗寒碜的钻石”的建筑最终被奉为“卢浮宫飞来的巨大宝石”。有媒体报道贝聿铭对此事的评论，“因为卢浮宫是法国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巴黎的问题，是因为它是国宝，而我是中国人，是美国去的中国人，他们不太了解，为什么要找一个中国的建筑师来法国来改国宝呢？所以这非但是建筑方面的问题，也是和政治联在一起的问题。”

尤旭升表示，如今有很多人将国内建筑的争议性归因于国外建筑师与中国文化的冲突而致。这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其实，一些优秀的国外设计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但要在文化的细节和口味方面完全吻合，确实难以做到。

胡世雄说，建筑的争议一般会在三个层面展开：业界本身、地区层面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以及普通老百姓。而如何在独树一帜的同时保持与当地文化、历史、人文的和谐问题，往往是前两类人群争议的焦点。

早在十多年前，国家大剧院就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对于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将一个椭圆型的穹顶坐落在水中央的设计，业界专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文汇报》记录了当时各方的主要观点。持反对意见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彭培根认为，城市风貌需要民族的灵魂，北京的城市文脉正在消失之中，原有的城市格局和城市文脉所剩无几，如果古城中心再来一个“未来派”的外星建筑，那就真是雪上加霜了。而西班牙评委鲍菲尔说：“如果选不到一个历史延伸得好的方案，宁可选一个现代的；选不到一个结合得好的，宁可要一个前卫的。”曾经主持设计中华世纪坛的著名建筑设计师余立认为，国家大剧院设计最大的意义在于突破，对于习惯于传统建筑样式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同时也说明，现在人们对传统的设计思维模式已经厌倦了，没有耐心等待设计者在传统上慢慢改进，所以宁可要一个全新的东西。

报道中称，国内的设计师们习惯于把“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是中国的大剧院”放在首位，因此在设计时常把传统的构件作为一种符号，原封不动或稍加变形地运用到实践中来。比如传统廊柱的运用，大屋顶的曲线设计、棂花窗等。而西方人对于保存传统的做法是把它打碎、分解、概念性地应用，所以从形式上有时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仔细分析时才能体会其奥妙之处。

“在业界和知识分子之外，民间对于公共建筑的持续争议，其实是中国当代建筑长期缺乏关注度的一个变相反弹。”胡世雄说，在欧洲，最早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就开始被尊为一个体面的行当，作为精英阶层出现，整个社会对于他们的作品、理念一直保有极高的关注度。可以说，那些杰出的欧洲建筑是在一个富有社会养料的氛围中诞生的。而在中国历史上，建筑师的行业地位一直很低，除了那些皇家建筑和苏州园林这样的主人式色彩浓重的作品之外，民间的建筑设计环境并不理想，人们只将建筑师作为“工匠”看待。“我们大部分的当代建筑都是以实用主义为核心。这里面有长期对于科学不尊重的原因，我们的建筑只重技术，而不谈科学和艺术。”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钱袋子富裕了之后，国内的许多人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化”赋予建筑以改变千篇一律的公共景观。但在不少建筑从业者看来，如今国内对于公共建筑似乎还仅限于关注，距离国外全社会性的、自发的对于建筑行业的高度尊重还差得很远。

胡世雄表示，如今的所谓“争议”，如果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未来历史轴线上去衡量、预测，也许结论会是完全不同的；同理，那些当时看来合乎常规的建筑，也许若干年后会被那时的审美所淘汰。比如德国现在有一批特殊的公共建筑，它们是东德社会主义时期建造的民用普通住宅，在后来大面积拆除时有意地保留了一部分。那些呆板的大板楼甚至故意把一些朝向好的房间的“明卫”封闭起来，以示社会公平。在东德时期这些建筑备受推崇，但后来又被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来当做反面教材。再到今天，这些大板楼是承载了社会历史意义，还是学术历史意义？还是供后现代主义嘲讽的标本？以后会是什么？不得而知。总之，它们已作为一种历史印象永远地矗立在那里，成为建筑与历史、意识形态微妙关联的一个活样本。

每一个年代的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表征了当时的价值取向。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一切关于“美”的冲突、碰撞都是自然的，也是值得庆幸的，至少，我们的大“房子”开始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