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何川的足迹频繁出现在高原的崇山峻岭间。作为隧道工程专家，他带领团队向高海拔超长隧道智能建造难题发起冲锋。2020年，何川牵头涉及高原铁路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常常需要涉足海拔4000米以上的建设一线。在临时搭建的实验室里，他观察、发现，分析各岩层数据；在隧道爆破现场，他戴着耳塞记录钻机参数，寻找破解困局关键。

    高原的极端环境让传统钻爆法举步维艰，低温缺氧导致人工效率折半，机械故障频发，施工安全与质量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些世界级难题，何川团队研发出全工序机械化智能建造系统。这套革命性技术通过人工智能实时判识地质状况，自动指挥机械作业，实现爆破精准控制，还能全程监控施工安全。应用成效令人振奋：施工效率提升30%，用工量减少50%。工人们在冰碴飞溅的隧道里竖起拇指：“现在25人就能干完50人的活，进度还快了三成。”

何川院士在隧道建设一线查看情况

    在中国隧道建设从人力肩扛到机械轰鸣的进阶史上，镌刻着无数建设者的姓名，何川正是其中重要一笔。30年前，他赴日留学时，中国的盾构技术版图几乎为空白。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他敏锐锁定盾构方向，研究学习世界先进的建造技术。2000年，何川学成归来任教西南交通大学。此时，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在地铁建设浪潮中，盾构技术成为打通城市地下交通脉络的关键一招。

    2004年，成都地铁修建遇阻，卡在了特殊的富水砂卵石地层——该区域卵石含量高、强度高、地下水位高，盾构每月掘进仅有50米，刀具磨损如钝刀砍骨。“不能蛮干！”何川实地考察，带领团队经过反复研究，推翻了传统“以碎为主”思路，创新“以排为主、以碎为辅”工法。同时，将刀具配置从单一以破碎卵石为主的单刃或多刃盘形滚刀，转变为多种功能的刀具组合。用他的说法：改！必须让机械“听话”。

    在不断优化工法后，掘进速度大幅提升，月进度提升到300米以上。调整成效很快在成都全域大量应用，2018年最高峰时候，173台盾构机在成都地下轰鸣。如今，盾构法已成为中国城市地铁建设的首选方法

    深耕工程一线，同时长期扎根教育教学前沿，赋予了何川对人才培养的深刻洞见，他始终秉持一个理念：既要用技术“劈开群山”，更要以师道“点燃星火”。

    在指导研究生时，他时常强调：论文写在期刊上重要，但刻进工程实践中更重要！这份“既要看分数，又不唯分数”的育人坚守，是他教学的首要原则。

    每逢开学迎新，何川总会专门抽出一小时，深入挖一挖学生的兴趣点，“你喜欢智能装备还是岩土分析？”根据大家的回答，何川会为他们“定制课题”。如今，何川团队有许多学生仍清晰地记得导师的第一个问题，这种“个性化培养”，也拓展了他们的施展空间。

何川院士在隧道建设过程中调研

    何川对教学要求极高，也贯穿于教材编写。主编《水下隧道》教材期间，他带着手稿驻扎在南京长江隧道、狮子洋隧道工地，拉着施工员逐段讨论、征求意见。“教材要经得起时间考验！”他反复叮嘱团队，即使在广深港高铁勘探遭遇暴雨时，他也毫不犹豫地踩着泥浆跳下基坑，为学生现场示范仪器操作：“看，数据这样测才准。”他深知，真正的知识源于实践，也必须回归实践。

    这种对科研不能止于“纸面”的深刻认知，同样延伸到他对科研价值的判断上。在何川看来，科研成果若只停留在纸面，终将成为“陈果”。科研要服务社会，成果转化是打通创新“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然而，长期以来，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制约科技创新的“顽疾”。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四川在全国率先推出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这项发端于西南交通大学的重大原创改革，直指科技成果转化的痛点。时任西南交大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的何川，正是这场改革的关键推动者之一。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南交通大学专利管理规定》（“西南交大九条”）出炉，让教师享有专利转化70%所有权，开启了中国产权改革2.0时代。

何川指导学生开展试验

    何川不仅是改革的推动者，更是成果转化的践行者。他积极利用高校平台，将自身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团队研发的长大隧道及隧道群智能监控技术，已在全国近20个省（区、市）广泛应用，开发的高速公路隧道群运营监控系统，目前正对超过2000座隧道实施在线监控，成为科研成果直接服务社会的生动例证。

    何川获评感言：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肩上的责任与担当，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继续把人生目标、人生规划锚定在祖国的伟大事业上，勇于创新、潜心研究，与广大科技工作者们一道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