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大同造城疑陷高负债泥潭”的消息引人关注。5年前，大同启动了一项以“名城复兴”为目标的、规模宏大的城市改造工程，但是5年之后，曾经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眼下却遭遇了瓶颈：城市拆迁、建设放缓，拖欠巨额工程款。更让人忧心的是，在大同造城遭遇瓶颈的事实背后，或许有最初城市规划的问题，但大同作为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财政吃紧的情况也不可忽视。

　　大同是我国北方的一个重要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媒体报道，经过5年的实践，大同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当地民众有深刻而直观的体会，总体上是认可的。但是，目前大同城市建设中的半拉子工程、工程款拖欠等问题，同样也严重困扰着当地百姓。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禁要问，当初启动这项工程之时，政府是否真的已经在方方面面都做好了充分的调研、论证准备？

　　大同眼下的困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年6月份审计署通报的信息：全国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已超过100%，最高的达到了189%。这个情况反映，大同面临的问题在全国来看并非是唯一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换句话说，我们的地方政府在当地经济社会治理方面遇到了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

　　明眼人应该注意到，大同的“造城运动”是在2008年启动的。回顾近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2008年真的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分水岭似的重要时点。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内经济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调头，各级地方政府当然也要顺势而动。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除了响应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外，他们这样做的动力还有很多。例如，体现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实现本地方经济上的高增长速度、为本地百姓谋取福利、展现个人政绩，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未经充分论证、过于求大的项目匆忙上马，而为了支持这些项目，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奉行土地财政政策，以土地来换取大量举债。

　　然而，即使当初在世界经济深陷危机、中国经济一支独秀的情况下，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依靠财政扩张换繁荣”的举措就一直存在质疑之声。如今，5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初决策的效果已经充分显现，学术界已经不需要再争论当初这些政策的利弊，新一届政府则提出当前要的任务是适当调低经济增长速度、消化好前期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影响、完成好经济结构的调整。

　　应该说，新一届中国政府对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判断是准确、冷静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本届政府的政策报有种种期待。但是，我们仍然忍不住要提一个问题：今后如何才能确保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今后如何才能避免堕入此种先乱后治、先热后冷的循环？

　　毋庸讳言，无论是山西大同，还是审计署早些时候中提到的9个省会城市，它们遇到的问题与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治理体制和决策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认为，现在遇到问题也许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坏事，相反，通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反思、查找问题发生的根源，不断改进我们各级政府治理和决策的模式，今日的问题也许可以转化为今后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