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

　　建筑学学士，同济大学

　　理学硕士，城市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博士候选人，建筑理论与历史，同济大学

　　王衍从同济建筑学本科毕业后，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攻读城市学（Urbanism）并完成了硕士学位。后在深圳都市实践担任高级项目经理的职务，先后主持了一系列具有较强的建筑与城市学术研究背景的重要项目。同时，王衍也在各建筑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探讨建筑教育和建筑学科的社会联系。目前，王衍回到上海攻读同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博士学位，同时创办Urbanect连城策工作室，试图继续通过实践、研究和教育，探索建筑学在当代城市语境中的社会性维度。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已经生存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下。如同SAKAI SASSEN所定义的全球城市那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已经无法避免地进行着全球性的大交换。当资本主义已经运作成一个庞大的机器的时候，总有建筑人不会停止对这个巨大的主宰着建筑学生产机器的反思。王衍，在荷兰获得城市学的硕士学位，辗转5年后，他带着明确的学术目标回到同济大学的课堂，成为一名研究建筑历史理论的博士生。

　　理论中的实践与理论的实践

　　记者：为什么选择在荷兰学习之后又选择在国内攻读博士？

　　王衍：其实就是不满。我之前对国内的学士和硕士教育表示怀疑，所以决定出国学习。出去以后又发现其实西方的教育也很保守，即便在荷兰这样曾受社会主义运动洗礼的国家也一样。微博上听过一段话，“上一回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生来交流，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了模拟蚂蚁爬行轨迹的计算然后生成形态，给建筑做了一个表皮”。由此，我们看到无论多荒诞简单的课题，只要是能完善方法论，讲完整的故事，就是好的课题。深入研究真正的问题，是我的关切，但我又缺乏实践知识，无法使我的故事完整。因此当我更愿意以提问的方式做课题时，遇到了西方教育系统设置的障碍。所以我比较反感这种不管研究对象愚蠢与否，只管方法论完整的教育系统。所以我必须回到国内，去参加工作，以实践的方式补充我的知识缺陷。

　　我后来在一家明星建筑事务所里工作，却又发现了国内建筑实践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媒介和日常生产之间明星运作化的关系。于是，又回顾在荷兰的学习，逐渐地理解了其当下的意义，所以决定在国内面对真正关心的对象进行博士研究。我本希望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能找一些与我有着同样焦虑的人，但是我进来之后却发现很难。大家经历差异太大了，许多应届的博士生对建筑的生产和市场都缺少认识，对问题大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记者：你刚才提到，荷兰经历过社会主义运动却依然保守，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提法。

　　王衍：我认为建筑师作为专业者，不能为了传递价值观而传递，我不想说国内的建筑师在传递价值观时浅薄化，但是可以去考量传递的方式。建筑师需要考虑其在专业分工中的位置，很多人没有真正剖析专业问题，而是将价值观直接嫁接到了建筑形式上，这与传统纹样的装饰性有何区别。

　　记者：虽然我不喜欢以“XX后”来划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但是这种分类确实有其存在的缘由，之前有朋友调侃你是“80后”中最不像海归的海归，你怎么看？

　　王衍：那么首先要解释什么叫“像海归”。中国的学生多是带着对本国教育不满的情绪选择出国，在国外学习到建筑学方法论的严密和完整后，学生便会认为国外比较强，这其实是意识形态在作祟。于是回来就急于将这些学习成果输出。我戏称这种搬运先进方法论的工作为屠龙术。但其实中国好像也没有龙，于是通常就得指蛇为龙，然后屠蛇，这其实是在表演屠龙术而不是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