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调减相对落后的产业，一方面培育壮大先进产能。因此，中国目前既鼓励创新与升级，又要消除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腾笼换鸟”的漫长过程。这要求解决产能过剩不能操之过急，但考虑到过去的教训，往往是一些产能越灭越多，因此，当前化解产能过剩的工作不能继续重复老路。

　　中国不仅传统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即使一些新兴行业也过剩严重，比如风电、光伏、动漫等产业，这说明造成产能过剩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经济周期的产物，而是这些领域内部分行政干预造成的特殊现象，是凯恩斯主义的必然结果。以往，过度重视发展速度，而见效快、可掌控的是投资，地方政府通过廉价供地、税收减免、低价配置资源等方式招商引资，助推了重复投资和产能扩张。

　　2008年刺激行动开始，受次贷危机冲击后，中国决定进行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此同时各大国有企业大量借款，这些企业不得不进行产能扩张，尤其是一些新兴行业受到中央到地方的财政与金融扶持，这抵消了2007年开始抑制经济过热的成果，使得一些产能过剩普遍化与严重化。

　　长期来看，对行业投资进行审批的管理方式需要改变，它是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在2000年后的最初几年，入世吸引了大量产业投资引起上游产业供给紧张，钢铁、电力等供不应求，但是却继续严控产能，由此引起通胀与供给紧张，使得投资一旦放开又出现一窝蜂现象。在这些领域，应该用市场的手段配置资源而非行政。

　　一旦产能形成往往又受到地方政府保护，因为这些企业事关当地GDP、税收与就业。地方保护主义是产能过剩无法解决的主要原因，而GDP主义导致的地方政府政绩比赛又是制造产能过剩的原因。因此，化解产能过剩必须让政府与市场划清界限，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放弃制定GDP增速目标的做法。事实上，中国不能继续以创造更多产能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样会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因为产能过剩背后是债务的堆积以及无法偿债的风险。

　　解决产能过剩应是“总量压减”，不能变成“产能转移”，防止过剩产能向西部迁移。“腾笼换鸟”也不是“腾笼放鸟”，既要把“老鸟”放出去，还要把“新鸟”引进了，但是，“新鸟”不能继续依靠政府来“养”，而是要打破各种垄断和审批限制，给予市场更多的自由，让市场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