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是升级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必须转型升级战略节点，而转型升级必须依托创新驱动方有所成。

    经过连续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中国以要素投入为原动力的增长方式已经逼近承载极限。譬如说，目前中国已有至少220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粗钢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近一半，水泥产量占全球总产量比重则已超过60%，煤炭产量占全球总产量比重也已达到50%左右，中国的实体部门产值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再譬如说，为了消化前述巨大产能，中国自1978年以来年均投资率超过37%，几乎达到全球平均水平两倍，而自2003年以来，这一指标更是连年超过40%，2012年甚至创纪录地一路飙升至70%以上。

    在原有增长方式动力渐衰之际，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首先需要通过以技术变迁为核心内容的创新驱动来实现，依据在于：

    首先，在同样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下，技术升级能够增加产出，从而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其次，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由于边际效应递减，资本投资报酬率将越来越低，企业与个人积累资本的积极性随之降低，因此，高的资本积累率取决于高的技术变迁率；第三，除了少数例外，经济结构升级多数起源于技术升级，或者至少与技术升级密切相关，因为技术升级或者导致新的产业部门产生，或者在旧的产业部门引进新的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最后引致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因此，没有技术升级也就不会有产业结构升级。

    当然，以技术变迁为核心内容的创新驱动并非只是孤立地围绕技术打转转。正如李克强总理不久前会见世行行长时所指出，“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理念、制度、机制创新”。而大规模的持续创新，必然是包括技术、理念、制度、机制等一系列创新系统耦合引致的结果。

    中国“新兴加转轨”的基本特征使得通过优化公共政策以促进创新（或者说是不限制创新）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具体来说：一方面，“新兴”特征决定了中国尚有很大的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因此，公共部门借鉴国际经验并适当实行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指导和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仍然不失为快捷简便的赶超路径；另一方面，“转轨”特征决定了中国的技术创新主体仍有大量自己难于解决的外部性体制制约，譬如此前不久舆论为之大哗的科研经费违规滥用，根子就在于包括科研经费申请、使用、管理、考核等一整套政策多有偏颇。因此，中国经济要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公共部门的自改革以及基建于其上的公共政策调适乃至重构，无疑才是最迫切、最紧要的胜负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