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大概每年1000亿美元，我们只能覆盖其中的15%，实质的缺口非常大。”泛美开发银行副行长Alexandre Meira da Rosa在第九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上表示。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22%、占全球人口43.4%，这意味着巨大的项目投资以及资金需求。
多位多边金融机构负责人和专家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一带一路”投资缺口，要吸引社会资本加入，调动机构投资者资源，实现融资结构多元化。
　　资金缺口
　　庞大的基建需求背后，是巨大的资金压力。
　　“目前沿线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部分是央企去投，依靠‘两优’贷款、丝路基金等政策性支持，贷款利率大概低于市场利率6%~8%左右。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风险较高，民企也很难拿到低息贷款，直接投资基础设施的积极性不高，更多是工程承包等项目投资。”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专家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据全球基础设施中心2017年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预计，到2040年，全球基建项目投资需求将增至97万亿美元。此外，预计到2040年，全球基建投资缺口超过15万亿美元，相当于基建投资赤字的16%。按照目前的投资趋势，届时97万亿美元中将有19%即约18万亿美元无法获得投资。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2018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所做测算，2016至2020年，除中国外，亚太地区国家仅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需求，每年大约为5000亿美元，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所能提供的资金总额每年仅为2000亿美元，两者相差3000亿美元，约占所涉地区GDP的5%。周小川认为，按这一比例推算可知，“一带一路”全部覆盖区域中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每年将超过6000亿美元。
　　从“一带一路”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来看，央企更具优势，更容易获得政策性贷款和一些国际组织的援助基金、低息贷款，利率可能只有2%左右。民营企业如果是上市公司，可以借助资本市场融资，但如果是非上市公司，则主要依靠自有资金投资。
　　中国进出口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李忠元近日表示，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中国进出口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贷款余额超过8300亿元。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涉及进出口银行的28项贷款协议中，已有23项生效，其中14项已实现首次放款。
　　“我们目前在海外的工程项目储备大概是8000多亿人民币，2000多个合同。有我们控股投资的，也有小比例采取垫资、BOT、EPC等方式，”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燕明告诉记者，“但EPC占比不大，总承包占比较多。我们跟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都有合作，目前在海外通过‘两优’贷款等引进银行融资的形式是最多的。”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一些援建国家的资金需求比较大，例如南非、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基础设施差，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他们发展的重点任务。这些基建领域，民企竞争力不足，目前是央企直接投资带动民企，民企成为所需设备、大宗商品的供货商，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建设中。
　　引入民资
　　“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初的一哄而上到现在回归理性，大家已经发现解决融资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海外投资企业对于融资的需求更加迫切。如果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基建投资，我想在这些国家会有更大的需求。”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全球主席冯柏文（Vaughn Barber）表示。
　　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较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回报周期长，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如何，以及怎样吸引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基建投资是业界关注的重点。
　　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年报显示，2017年私人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总额是933亿美元，处于10年来第二低的水平，仅仅高于2016年。社会资本不活跃，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一致的痛点。
　　前述接近监管层的专家告诉本报记者：“民企海外投资一般是收购矿产，或者通过投资海外项目带动自身产品出口，更多地为了在当地抢占市场，直接做基建投资的很少。”
　　“目前民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通常会投资建立产业园，一方面是看中当地市场，就近供货产品价格更具备竞争力，有利于中国品牌走出去；另一方面是看中当地的要素成本，比如土地、劳动力等成本相对较低，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有效的资源配置，提升产品竞争力。”赵萍说。
　　冯柏文认为，现在就全球来讲，私人资本可提供的资金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些资本持有者会在评估项目周期回报率之后才做出选择。因为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前期投资是非常大的，如何让资本持有者看到投资回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有相关政府机构干预，他们更加愿意看到是否会有一些契约的公布，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考虑长远风险的影响，并在有投资回报时做出新的投资决策。
　　谈及海外投资风险，赵萍认为，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政治风险，政局动荡、政权更迭；二是社会风险，比如投资过程中当地社会组织、宗教组织的反对；三是经济风险，投资目的国的外资审查、准入、运营、相关零配件等行业标准，以及融资成本高、投资回收周期长等构成的综合风险；四是法律风险，不仅是对不同国家法律的熟悉程度，还要面对投资过程中法律环境的变化。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在互联互通层次的核心，打造多层次资金平台、构建多元化投融资网络至关重要，多家金融机构也表示欢迎更多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