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筑特别是地标性建筑本是彰显一国一地文化和艺术的范畴，具有独特鲜明的民族和地区特色。而如今我国随处可见与此相反的各种怪异建筑，从“秋裤楼”到“马桶盖”，从“五根钉子”到“方便面楼”，近年来奇怪的建筑不仅见之不鲜，而且还在各地继续上演。对此，不仅老百姓吐糟，用通俗的语言来形容讽刺，也遭到媒体、专家乃至两院院士批评。新华社就曾刊发专题报道，揭示了多地上马奇怪建筑的非理性现象；著名建筑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也曾在中国工程院举办的工程科技论坛上，对中国当代建筑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观点是“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就连习近平总书记都痛斥“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而广受网民拍手称赞。
　　怪异建筑是建筑畸型的表现，不仅殃及各地，即便首都北京亦未能幸免。看看北京的几座近10年来矗起的建筑，对比北京上世纪50年代的十大建筑，我们就能得出答案。媒体、专家以至总书记都在公开场合批评畸形建筑，除了花费太大，畸形建筑结构动辄多花费数亿、几十亿乃至更多外，再有就是其实用、经济、安全性不是很适用。而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一味地追怪求异，让外国建筑师把我国当试验场，失去了我们民族的东西。 　　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第三代建筑大师群的代表人物之一程泰宁最近也直陈央视“大裤衩”违反建筑本原、带来安全隐患，痛批燕郊“天子大酒店”建筑媚俗。程泰宁针砭近30年来建筑界出现的种种问题，指出中国的怪异建筑多为官员干预设计所致。可见贪大、媚洋、求特等畸型建筑，看似是各个城市外型所谓现代的“建筑地标”，实质却是无视中华历史传统，遗弃民族文化与艺术的表现。从这个意义讲，怪异建筑是我们建筑领域民族文化的可悲！畸型建筑的产生，虽说是设计者手笔，是设计艺术的败笔。但在我国，却并非如此，正像程院士所说的多是权力之手干预设计的“权势地标”，这让原本属于艺术的建筑贴上了政治的烙印。
　　从建筑的内涵说，经过数千年的演绎，如今建筑的功能早已不只是遮风挡雨，为人类提供庇护所，更多的实是精神和艺术的营养与象征。无论是“凝固的音乐”，还是“石头的史书”，这些誉称都凝聚着大众深刻的认同，标注着大众广泛的共识，即建筑是艺术，除“记录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变革，承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足迹”这个普遍性之外，更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个性。正是民族文化艺术的个性特点，也为城市增添民族的魅力和品位，为大众的公共生活注入独特的审美享受。遗憾的是，现实中，我们的民族性的东西不是在强化，而是在弱化，建筑越来越多，但真正的好建筑并不多见。
　　建筑的这种状况，要说今天中国的建筑师已在西化，对国情表现的“没文化”了，一些地方迷信外国设计师设计，导致建筑“有技术，没文化”当然不可否认。然而这并非主要方面，主要的还是前面讲到的地方权力的非法干扰以至直接介入。在我国，建筑与权力原本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因为建筑特别是大型纪念性公共建筑，这些象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的建筑，由于投入巨大，话语权又被地方掌权者所握，于是权力的介入，就不单纯是设计师设计的问题了。
　　投入的巨大及其有着标志意义的作用，使不少城市的公共建筑都附加了当地官员的个人喜好。曾见到一个执业近二十年的建筑设计师坦言：建筑设计行业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外行指导内行”。设计师从专业角度做了很多计算和设计，设计图拿到领导那里，领导就说在欧洲的时候看过某个建筑，很大气，要照着那个建。一些地方官员，有时候甚至是人家有一条河，也要求在建筑设计中画出一条河来。如是，建筑被权力所奴役。
　　可见，我国怪异建筑背后真正的“黑手”是权力，权力“黑手”所以要伸向建筑，就是因为大型建筑巨额投资中有利可图，此其一；再是地标性建筑一经建成，就有象征性意义，这让一些好大喜功的地方官员既能显示政绩、又能为自己树碑晋升提供捷径。由此，笔者想，对于什么是好建筑，也许见仁见智。但啥是丑陋建筑，广大人民群众心中都会有数。唯其如此，才有人盘点出中国十大丑陋建筑，曝露出一些建筑的庸俗与市侩，离奇与低劣，更是揭露了怪异建筑背后权力“黑手”的丑陋。杜绝畸型怪异建筑，要靠法治，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法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要用法治之剑斩断权力“黑手”，切实将乱伸的权力“黑手”关进法制的铁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