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刚结束，强台风“菲特”就席卷了江浙沪地区，上海、宁波、温州等多城市“海景”再现，被网民调侃为“江浙沪包游”。特别是浙江余姚，70%城区被淹，大水围城一周方退。

　　而在“2013年水城排行榜”上，以上城市只算是一小部分名单。在今年汛期内，十多个大城市“沦陷”。8月，东北多地“汪洋”一片。显然，城市内涝已经成为中国城市集体面对的现代性难题。

　　就在本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正式公布，对中国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管理做出规定。而在一个多月前的9月16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中国将用10年左右时间建成较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工程体系。这些都似乎表明，政府已痛下决心要治理这个城市顽疾。

　　暴雨频袭  城市内涝成疾

　　去年的北京“7·21”暴雨，至今让老百姓“闻雨色变”。城市的管理者对雨也变得“敏感”起来。武汉市长就曾公开向媒体表示，自己一听到打雷就心里着急。大雨，竟让钢筋水泥的城市变得惴惴不安。

　　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发布的全国自然灾害损失情况显示，2011年，我国发生了南方暴雨洪涝灾害、沿海地区台风灾害、华西秋雨灾害等。在汛期内全国130余个县级以上城市进水受淹，城市安全运行受到较大影响。2012年，在全国十大自然灾害事件中，与洪涝灾害、台风有关的事件就占到了7件，特别是“5·10”甘肃岷县特大冰雹山洪泥石流灾害、6月下旬南方洪涝风雹灾害、7月下旬华北地区洪涝风雹灾害、8月上旬“苏拉”“达维”双台风灾害。今年上半年，由于局部地区降雨强度大，广东、湖南等省灾情较重；8月，东北地区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9月、10月，“天兔”、“菲特”等台风又频频来袭，给沿海地区带来强降雨。

　　伴随着强降雨，城市内涝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年亦如此。

　　5月，强降雨席卷湖南、陕西。长沙、湘潭市区部分地段出现内涝，27万多人受灾；西安尽管雨量只有20毫米，依然出现多处“看海”景观。厦门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141毫米，城区发生内涝，创1953年以来厦门5月份最大日降雨量。

　　6月底，鄂尔多斯出现暴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区发生内涝，部分建筑墙体倒塌。

　　7月，暴雨袭击多地。武汉因暴雨导致严重洪涝灾害，咸宁、黄石等地发生严重内涝；成都中心城区积水；广州城区出现内涝，主干大道白云区医院路段出现较大积水；陕西延安市城区和部分县城、集镇出现严重内涝，多处天然气管线断裂。

　　8月，东北地区出现严重汛情，松花江、黑龙江、嫩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内涝严重。

　　9月，受台风“天兔”影响，广西崇左市突降暴雨，城区部分路段因雨水堆积形成洪灾内涝，造成城区道路中断。

　　10月，台风“菲特”肆虐江浙沪地区，多城市发生内涝。杭州创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最大单日降雨量；上海创50多年来同期单日最强的降雨；宁波发生严重内涝，启动1级应急响应；浙江余姚，更是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涝之灾，内涝严重，城区成“孤岛”。

　　在大雨面前，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变得不堪一击。住建部2010年对国内351个城市专项调研显示，2008至2010年间，我国有62%的城市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内涝，其中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在发生过内涝的城市中，57个城市的最长积水时间超过12小时。今年，单是厦门在两个多月内就经历了“5·16暴雨”“苏力”“西马仑”的3次“洗礼”，涝了又涝。缺水城市昆明变成“水城”，羊城广州成了“洋城”，积水中的厦门大学被戏称为“海洋大学”……从华东到华北到东北，就连内陆的鄂尔多斯、西安、延安等城市今年也“光荣”在列。

　　特别是浙江余姚，在这次暴雨中留下819毫米的降雨记录，总降水7.5亿吨，相当于68个西湖兜头泼下。而去年造成79人死亡的北京“7·21”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为170毫米的。相比之下，只能说许多今年没有在“榜”的城市是幸运的，因为大雨没有在它们头上倾泻而下，但绝不意味着这些城市经得起类似考验。

　　“重上轻下”  城市发展酿苦果

　　多位环境科学与工程学方面的专家曾表示,我国城市内涝频发与气象条件和城镇建设都有关联，而后者为主因。而在城市中，地下排水系统首当其冲，担当大任。

　　法国大文豪雨果曾经写道：“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智慧与良心。”然而在我国，城市基础建设建设的欠账太多，藏在地下的排水系统更是难受青睐。多年来重地上、轻地下的发展观念，再加上重建设、轻维护的管理模式，让城市排水系统难以负荷。

　　我国地下管线的建设积弊，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和延续，中国在1953年至1957年将“苏联模式”引入城市规划，国内各城市在这一时期开始采用一整套以苏联为标准的定额指标，把这种适合高寒少雨地区的口径小、埋藏浅的城市下水道设计标准，直接套用在气候多样化、疆域辽阔的我国城市上，为以后发生城市内涝埋下了伏笔。

　　今年3月份完成的中国首份城市内涝研究报告《城市防洪工作现状、问题及其对策》（下称《对策》）披露，按照我国2006年城镇排水设施建设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的要求，城市一般地区排水设施的设计暴雨重现期为0.5—3年（即抵御0.5—3年一遇的暴雨），重要地区为3—5年。而实际上，我国大部分城市普遍采取标准的下限。调查显示，我国70%以上的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设计暴雨重现期小于1年，90%老城区的重点区域甚至比规范规定的下限还要低。

　　这种重地上、轻地下的城镇化扩张模式，使本应先行的城市防洪排涝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多地方举步维艰。

　　《对策》还披露，目前，全国仍有340座城市（占总数53%）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特别是非农业人口150万人以上的34座特大城市中仅有7座（占总数21%）达到规定的防洪标准。此外，一些新兴的经济开发区和新城市的防洪工程建设严重滞后。

　　据了解，上海的综合管理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但其外环以内600平方公里的排水设施建成覆盖率只有70%；2000年，北京市建成区面积仅700多平方公里，2010年已近1400平方公里；而在2012年的暴雨中，相比主城区，受灾最严重的房山区只有20多年历史；昆明市在今年的暴雨中受灾最严重的北市区恰恰是新建区，而传统意义上的老昆明片区受淹并不严重。这些新建区在大雨过后的狼狈，给我国快速进行中的城镇化建设敲响了警钟。

　　排水管网系统建设滞后，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雨污分流不彻底。住建部城镇水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悦介绍，我国每年要处理400多亿吨污水，但是我们的管网没有到位，实际上是按照过去的雨水系统在收集大量的污水。一个冬天下来，所有的雨水系统都开始淤积，疏通问题难以解决。当突遇暴雨，堵塞的管道便难以负荷。

　　另外，城市内涝问题，不仅仅源于排水管道，许多原因还出在城市本身。近年来我国的城市高速扩张，往往忽略了城市和自然的和谐之道。城市建设不断挤占湖泊、河道；路面大规模硬化，导致雨水渗透力差，这些都改变了城市的自然格局。实际上，区域自然肌理比排水管网本身对城市内涝的影响要更大。比如，号称“百湖之市”的武汉，50年来有近百个湖泊消失。如今，武汉几乎年年必涝。

　　政策频出  排水规划编制重启

　　其实，当前的城市排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多方面缺陷累积而成的系统危机。而法律责任不明确、无操作规范、监管缺失等原因又造成各类市场主体缩减投在这一块上的资金。

　　3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住建部为城市排水牵头统筹部门，有望改变监管混乱的现状。

　　7月12日，住建部下发通知，要求明年6月30日前，各省份住建部门报送各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其中，要求通过采取综合措施，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36个大中城市）中心城区要能有效应对不低于50年一遇的暴雨。该大纲还提到城市排水防涝能力与内涝风险评估。这是国家部委层面时隔近20年，再度要求各城市编制排水防涝规划。

　　早在1995年，国家即要求重点防洪城市在次年底之前完成防洪规划。然而，直到10年之后的2006年，全国642座有防洪任务的城市中尚有12个重要城市、33个中等城市和125座一般城市，共计170座城市还没有编制出城市防洪规划。